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努力开拓、把握机遇，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转变，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进程；在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功地创新并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也正是在全面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格局，不断以自身的发展为各国提供新机遇，并推动了现代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当前，中国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外开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目标，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
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当前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面临怎样的战略机遇和严峻挑战？应当如何坚定不移全面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该如何进一步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世界格局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既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展了自己，又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并将继续为全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成果。
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发动和领导中国式工业化与现代化。至今，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关系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只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阶段，是中国对外开放的1.0版本。第二个阶段是主动向世界对外开放的阶段，从封闭向半开放社会转变，让外资投资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阶段，从半开放型经济向全面开放型经济转变，让世界投资中国，对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大幅降低名义和实际关税水平，实行自由贸易战略。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2.0版本。第四个阶段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阶段，是中国对外开放的3.0版本。中国构建和拓展开放格局的过程，不仅深刻改造了中国，还深刻塑造着世界。 （一）对外开放格局1.0版：经济全球化的边缘者（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章第五十七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就是中国第一个阶段对外开放的政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并限制对华普通经济贸易，中国只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获得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和资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一系列友好互助合作协定，苏联帮助中国新建、改建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建设和经济的发展。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被冲破。197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从美国、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中国利用这些引进的技术设备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最先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的基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没有像其他“南方国家”一样复制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是学习借鉴苏联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发动并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但在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代价就是错过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全球发展中处于落后位置。按人均国民总收入计算1978年中国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第175位，位居最后列的6.9%，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居世界第29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38位。在此期间，世界经济格局也形成南北国家“四六开”的局面，以发达国家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主的“北方国家”占据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地位，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1950年达到60.5%，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二）对外开放格局2.0版：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参与者和受益者（1978－201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从思想解放开始，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束缚，抓住新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机遇，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格局并成为重要受益者，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中国将对外开放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获益良多”。1978－2000年，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经过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探索与发展过程。198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地区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开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建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开放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城市，以及合肥等17个内陆省会城市，并逐步开放内陆边境城市；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达到3.6%，跃居世界第6位，货物进出口额位居世界第8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2位，我国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短短20多年间，中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天时”打开国门，吸引和利用外资及技术，发展了自己也重新定位了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坐标；充分拓展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利”，主动参与地区一体化浪潮，成为东亚乃至周边地区合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积极推动形成与世界各国密切联系的“人和”，迅速扩大全球经贸关系，到1981年就与世界上1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体现出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特征。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进入“全面开放”的时代，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与WTO成员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国内经济与世界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大，实现了世界地位的跃迁。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2.3%，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18.1%。中国在全球500种工业产品中的220种产品上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2008年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出口总量由2000年世界第七位上升至2009年的第一位，占世界总量比重从3.86%提高至突破10%；外商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第九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三位，外汇储备在2007年上升至第一位。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加速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 从全球发展格局来看，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的正效应越来越明显，既与“北方国家”成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也与“南方国家”成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并带动着“南方国家”集体迅速崛起，推动改变了世界原有的经济贸易政治格局。特别是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两个世纪以来最具革命性的质的变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变局、大趋同乃至南北大逆转。 （三）对外开放格局3.0版：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世界发展大势，坚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是对外贸易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平稳迈进。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20年，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国际市场份额占14.7%。2023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出口增长9.8%，对东盟、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5.4%、7.0%和10.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入WTO二十多年来，中国主动降低关税税率，不断削减关税水平，2001－2020年，共有4482种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实现下降，占2020年全部5386种进口产品的83.2%，大部分降幅高于40%，名义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4%，不仅远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且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税率水平，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关税的实施，更进一步带动进口关税水平下降。2020年中国国际贸易税负（Tax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关税和其他进口税负（Customs and other import duties）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分别为1.8%、3.2%，已低于美国（2021年分别为2.0%、3.4%）、澳大利亚（2021年分别为3.3%、3.8%）等OECD成员国。中国持续带动全球贸易增长，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贡献国。 二是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取得长足发展。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2019年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并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全球10个经济体之一，投资中国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便利出口退税的政策，持续提升税收营商环境，相关举措在稳外贸稳外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端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生态建设、新能源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发展更趋协调。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2021年，中国吸引外资首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2%，而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5%，达到创纪录的1891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在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背景下，中国吸引外国投资逆势增长，中国市场吸引力巨大，也说明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2021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为各国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 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布局从经济特区、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到内陆、沿边地区，再拓展至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使国内形成以四大板块（东、中、西、东北）与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有机结合的区域发展格局。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接起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也提升了国内各区域与中亚、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互联互通和开放水平，为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更为通畅便捷的保障。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8%；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1800多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累计达到8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方贸易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低收入国家GDP增加3.4%，“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四是以多层次制度建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加快推进通关一体化改革，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扩大市场准入，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营造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营商环境。推动形成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有效促进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监管、综合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 五是深化拓展全球经济合作网络。积极参与WTO、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在推动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年来，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涵盖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地区）和三分之一的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同时，加快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战略，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贸协定，尤其是2020年年底签署、2022年年初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推动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目前“一带一路”已经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等倡议实现对接合作，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对接达成共识，还实现与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埃及“振兴计划”、伊朗“四大走廊”及“跨境走廊”对接，积极推动同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等国经济战略对接。 六是参与国际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中国领导人积极参加联合国大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加深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推动构建真正基于和平、合作和发展规则，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球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和公共卫生等方面贡献中国力量。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十年发展已成为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2012年至今，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在世界格局的位置、作用和角色也实现重大跃迁：从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经济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积极倡导者，从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繁荣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者。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国际赞誉，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放格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是国际税收规则近百年来的最大变革，由于支柱一金额A设定了200亿欧元的销售收入和10%利润率门槛，并将采掘业和受监管的金融业排除在外，因此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数量相对较少。目前情况下，支柱一对我国跨国公司影响相对有限。支柱二未设置行业限制，适用范围是全球收入达到7.5亿欧元以上的跨国企业，这将对跨国税收分配产生较大影响，跨国企业应及时跟进业务所在区域的税改动态和立法进程，主动评估潜在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为此，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大变局催生着新机遇，也意味着新挑战。 （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的新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政治产业等格局大变迁，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提供重大机遇，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必将为全球增长注入新动能，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成为最重要的推动者。世界近现代历史曾先后出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1870－1913年）、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1913－1950年）、第二次经济全球化（1950－1990年）、第三次经济全球化（1990－2008年），之后进入第四次经济全球化，即新型经济全球化（2008年至今）。前三次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经济全球化，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贸易体所倡导和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将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引领者、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再到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新的“三个世界”格局。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国际元计算，“第一世界”包括九大“北方”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加拿大，2017年九国GDP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6.1%；“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南方”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2017年这十国GDP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8.7%；“第三世界”为其他所有“南方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25.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根本打破两个世纪以来“北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旧格局，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全球疫情暴发，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多极化大变迁。中国坚决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全球治理的作用，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以及“10+3”（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将推动长久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的世界转变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特别是，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出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出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诉求的最大同心圆，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已至，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引领者。第一次产业革命，资本、劳动力、少数技术和煤炭资源等要素是关键要素，表现为机械化；第二次产业革命，不仅资本、劳动力而且更多技术和石油、天然气、电力成为关键要素，表现为机械化、电气化等；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信息、计算机、网络等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表现为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者、引领者、贡献者。 （二）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的新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同时也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既面临百年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百年未有的巨大挑战。 一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特征更加明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深度调整期。近期的乌克兰危机和美国挑起的大国博弈、长期的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叠加、变乱交织，“世界之变”给全球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依然渴望世界局势稳定，但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行径，导致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对抗的态势明显上升，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时代之变”更加凸显。国际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东升西降”的趋势依然存在，南北方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但世界多极化的“历史之变”仍反复波折。 二是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陷入衰退，面临极大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预测（2023年4月），除高通胀、乌克兰危机和疫情持续影响外，金融领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挑战，美欧银行业危机拖累世界经济，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4%下降至2.8%，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从2.7%降至1.3%，约90%发达经济体增速或放缓。同时，IMF预计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经济增速将达到3.9%，中国经济增速则将高达5.2%。此外，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简报：保持增长，超越复苏》（2023年6月）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6%。可见，尽管中国经济和贸易等受到不确定性冲击，但经济增速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和最大稳定器。 三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逐渐蔓延发酵，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的介入力度增大，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在现实发展中总会出现几次逆流。先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行、贸易低迷增长，表现为世界货物出口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达到31.0%的高峰，到2022年仍为30.6%。美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公开发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战，并殃及全世界。WTO预计（2023年7月），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1.7%，明显低于过去12年2.6%的平均水平，国际贸易放缓成为各经济体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四是中美大国进入长期性竞争与博弈期，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中美之争已超越两国利益，代表了21世纪世界上两种不同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发展前途和不同人类文明形态。2017年以来，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突出反映在经济层面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投资战，意识形态层面的新闻战、舆论战、网络战，国家安全层面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中国与美国正处在长期战略博弈期，但力量对比变化更有利于中国。其中，21世纪的前二十多年，美国发动的各种战争和军事干预、国防支出（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2021年为38.5%）大大超过其GDP（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24.1%），前者是后者的1.60倍。这正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不断军事扩张同时又不断走向经济衰弱的直接原因。 五是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进入新一轮变革重构期。第四次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极大变革，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已出现诸多不适应性，长期运行的基于多边框架的国际税收规则、国际贸易规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规则等规则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从国际税收规则来看，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冲击与挑战，G20委托OECD牵头“建立全球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然而，这一轮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依然以OECD成员国为主导，更重视发达经济体利益，国际税收新规则下形成的全球税收利益分配格局也更有利于美欧等西方国家。从国际贸易规则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为推动制造业回流，重构对其自身有利的全球贸易规则，破坏了传统WTO规则基础下的国际贸易秩序，全球范围正悄然形成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新秩序。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规则来看，近年来美欧国家均以经济脱碳为由，通过重要碳关税或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给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机制造成了严重冲击。相关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及服务业的转型，在此背景下将自身高能耗产品产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随后又设立碳贸易壁垒制约发展中国家，意在主导全球气候与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贸易体系。 六是全球科技创新强度日益增加，创新竞争格局更为激烈。纵观世界近500年发展史，科技实力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国际竞争格局，原始型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上百年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强国、科技强国，过去几十年，又主导了信息、生物、纳米及空间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则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后来者，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几十年间后来居上，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发明专利、国际专利（PCT）申请国。2020年中国居民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达到58.5%，但世界级创新产品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仍显不足，顶尖人才、优秀人才特别是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型科学家仍然偏少。这不仅制约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制约了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迈向世界创新国家前列目标的实现。 从世界格局来看，未来十年，百年变局将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动荡变革的转型期特征更加突出。全球大变局给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对外开放格局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需要我们紧紧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继续长期保持战略定力，即所谓坚持“长期主义”，不搞短期的“机会主义”，发挥主动性、把握主动权，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霸权主义长期的严峻挑战，全力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大趋势，继续增强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成为创造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最大的积极力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继续创造“天时”“地利”与“世（界）和”。
三、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放格局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战略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条件。 （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做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担当者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全球经贸合作不断走向深化。一是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推进区域重大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衔接融合，围绕陆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重大战略通道及支点建设，加快建成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开发开放中制度创新的试验和示范功能，建设若干个高水平国际经济开放区。三是加快沿边开放，推动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规划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四是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完善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区试点和实施范围，支持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五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发展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与国际组织对接，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对接。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便利全球贸易投资的促进者 一是深入推动产业扩大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放宽市场准入幅度，扩大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领域。二是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市场，逐步提高自由贸易合作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和水平。三是加快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在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强化开放合作，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四是健全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对外投资合作公共产品服务质量，建立一批发展前景好、功能定位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五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比例，增加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使用，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六是积极搭建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税收信息交换、生产和服务网络，使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有效推进。 （三）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做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推动者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充分利用两类资本、两种资源、两种技术，形成对全球资源的强大配置能力，推动全球投资、贸易、科技、供应链更高水平、更高效率的融合。一是全面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引导外资投入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领域，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支持外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国际合作，挖掘数字贸易增长潜力，塑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继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深化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加强对境外投资区域和产业的指导，促进对外投资向平衡化方向递进，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统筹“走出去”发展战略，逐步发展大型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鼓励中小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促进中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支持企业投资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四）倡导共赢主义新道路，做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者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危机表面上是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导致，深层次原因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式经济全球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中国要探索一条新的经济全球化新路，推进基于共赢主义的更高水平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必然选择，世界进入共赢时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倡导共赢主义有其自身优势。首先，共赢主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与开放发展思想之大成。其次，共赢主义集中华传统思想精髓之大成。再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共赢主义，其核心目标和宗旨是团结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打造“大同世界”，推动建设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治理；带头建立开放型经济，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五）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做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引领者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WTO规则，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引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以治理规则调整促进包容性全球化发展。一是推动形成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多边国际税收治理格局，抓住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治理变革的机遇期，在多边机制下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国际税收规则制定，营造公平、合理国际税收合作的环境，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强劲增长动力。二是推动形成包容联动的全球贸易发展治理格局，促进全球贸易规则和区域贸易规则的联动与协调，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三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强区域标准化合作，深度参与国际能效、碳排放标准和碳关税规则构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助力全球绿色发展。 （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做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还将继续加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经济政策等多方面指导培训，继续扩大公共服务、医疗救助、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各领域相关合作和援助，强化人道主义援助力度。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已经对原产于与中国建交的44个最不发达国家的95%或97%的产品给予了零关税特惠待遇，还将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并扩展到所有低收入国家。实施中国新对外援助计划“三步走”中最后一步：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在2030年前提高至1%或以上。扩大全球援助计划，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推动世界大国、高收入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加各类发展援助占GDP的比重。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减贫效应。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为促进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到习近平倡导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例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已成为各国团结合作、共克时艰最富成果的平台，已成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代价值最具代表性的平台。 中国不仅在世界变局中牢牢把握住了自身发展的历史主动权，而且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积极因素，成为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走向的塑造者。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发展必将为推动世界进入共赢主义时代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技术运用作出突出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绿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将继续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书写新篇章。